领导者身边应该留什么样的人？

在2005年人们要有很多纪念活动，但有一件曾经很大、很严峻的历史事件直到现在也没听到提及，那就是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。

然而现代人有必要再追溯一次那时的教训，因为它是一场空前盛世下的空前灾难。如果把大唐帝国比作一个持续创造骄人业绩的企业，安史之乱带来的，不仅是它经济实力的大破坏、军事组织的大混乱，更重要的，是它管理体制和核心团队的大溃败。

虽然到了21世纪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，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可以有一定的相互制约，但企业的社会职能（以竞争求生存）决定了它的日常决策经常是由少数人控制的。在现代企业制度不那么完备的企业里，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与古代帝国相比，有时并无本质差异。

在1250年后的今天，人们仍要考虑：怎样让正高速扩张的企业避免日常决策中的失误日积月累，最终一夜之间全面爆发，造成一场严重灾难？怎样让带领企业过五关、斩六将的领导者避免在“松一口气”之间，造成管理的全面失控？怎样让董事会（大唐帝国没有这个）有效监督和干预高管团队的组建，以保证它不迷失战略方向？

(一)

安史之乱历时八年，席卷了半个中国，并先后攻陷国家的两座都城洛阳和长安。中央政府经过全国动员，死伤无数将士，甚至不得不向回纥借兵，才得以最终剿灭叛军。但这时中国北方的经济已被彻底毁坏，口头宣布归顺唐廷的不少地方节度使也形成了独立、半独立的割据状态。世界上最强盛、最富足的大唐帝国，从此走上了难以逆转的衰败之路（赵剑敏，2002）。

为什么有这样一场空前浩劫？最无聊的解答要数把责任推给女人，也就是从纯道德的立场出发，认为是因为皇帝私生活没有头绪，整天把精力都花在身边那位叫杨贵妃的女人身上，才导致管理失控。元稹所谓“开元之末姚宋死，朝廷渐渐由妃子”（连昌宫词）云云，基本属于文学式的瞎编。

但纯制度的立场，认为当时社会已发展到国家不再拥有足够手段管理的阶段，反正不是要出这种乱子就要出那种乱子，也不能提供满意的解释。历史不能忽视个人作用，尤其对具体事件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文化层次、价值判断，甚至日常偏好，都能反映出大历史的源流。1

后人大多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“CEO”唐玄宗，首先是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麻痹。但唐玄宗不是个没本事的人，这位早年就“性英武、善骑射”的青年英雄，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后，也曾任用贤臣，整顿朝纲，使“贞观之风，一朝复振”。大唐帝国正是在他统治下的开元、天宝年间，经济才获得了长达40多年的空前发展（赵剑敏，2002）。

然而就像人们今天仍可看到的那样，一个事业的成功，一定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，比如楚汉相争中汉军胜利，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统治期间的前期繁荣。但是，一个事业的失败，至少是它失败的转折点，却往往只归咎于一个人。一个人成就不了一个大事业，却足以让一个大事业毁灭，尤其是当一个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从精神上松懈下来，在眼界上开阔不了，或在脾气上执拗起来的时候。

(二)

唐玄宗就是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中不能自己的时候，把国家卷入了“一曲霓裳四海兵”（李约·过华清宫）的厄运。据说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似乎也没有什么非份的念头，无非是在成功之余，妻子死后，感到身心疲惫，想要放松放松（据说因听信了某些道教背景的保健专家的劝告）。

但上有所好，下面就一定有人投其所好-这是办公室政治的法则。于是唐玄宗的身边也就有了所有那些放松的游戏，有人为他驱赶忠臣，为他掩盖下情，为他安排女人，甚至怂恿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做出一系列违反逻辑、有悖常理的决策。不是吗？不思进取的CEO，加曲道事人的COO，一定会引发一场管理上的“完美风暴”。唐人薛能有一首诗半开玩笑半讽刺地为唐玄宗辩护，说当时天下太平，他无事可做，只好沉湎于声色犬马：

丹苍苍簇背山，路尘应满旧帘间。

玄宗不是偏行乐，只为当时四海闲。 （过骊山）

所谓“天下太平”（“四海闲”），不过是只有几个人每天要让皇帝听到的报告-包括以权谋狡诈而出名的宰相李林甫、以“照顾好领导”为天职的宦官高力士、以不学无术瞎指挥为能事的国舅杨国忠（李林甫的继任者），以憨厚扮相而骗取了半个国家军权的安禄山。

这是一个“以百口百心之谗谄，蔽两目两耳之聪明”的团队，与唐玄宗统治前期由姚崇、宋憬作宰相时政兴人和的局面，形成鲜明对照。宋人张齐贤甚至说，假设还是由姚崇、宋憬这样的人继续作大唐帝国的COO，说不定唐玄宗与他的爱妃真的可以白头偕老呢：

当时不是不穷奢，民乐升平少叹嗟。

姚宋未亡妃子在，尘埃那得到中华？ （华清宫）

不过事实上，姚崇、宋憬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就已崭露头角的行政人才，到杨贵妃被带到唐玄宗身边时，两人都已作古。

更重要的是，那种昏君（此时唐玄宗已不再是英雄）加忠臣的假设，从逻辑上说并不成立，在实践上也行不通。之所以皇帝倦于理政，追求放松，是因为他感到天下已定，不必跟姚崇、宋憬那样的人再纠缠了。姚崇、宋憬都曾让皇帝感到过为难和讨厌。姚崇拜相前提出的10大条件，不亚于一个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，也是对君权的限制。宋憬一贯犯颜直谏，还坚持政务公开、决策透明等至今听起来都“西化”的东西。把这种人留在皇帝身边，他还怎么放松？于是当这两人为营造国家繁荣各干了四年之后，就被用小手腕给撤换掉了-皇帝再也不想听他们唠叨了（赵剑敏，2002）。

(三)

事实上，到李林甫在政坛上蹿升的时候，为大唐帝国缔造开元盛世的高管团队，除了唐玄宗自己外，都已相继退出政坛。只有一个人，一个恪守儒家价值观的广东学者，对皇帝表示过不同意起用李林甫，也在皇帝不听劝告起用了李之后，明确向他表示过不愿与他共享荣耀。他就是宰相张九龄。但由于不愿与李合作，而唐玄宗也不愿包容他的直率和倔犟，张九龄不久即遭到贬黜。中央政府的日常业务，从此为李林甫一手把持。

关于张九龄，后人记得的，往往只是他写的美丽诗句“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（望月怀远）云云。的确，此人不但诗写得好，而且就是因为老宰相张说看中了他的文笔而把他一手提拔上来的，一度“以文章独步唐廷，当时朝中制诏，多出其手”。

但是，在把张排挤出高管团队以后，大唐帝国却不仅仅是少了一位为它起草中央文件的大文豪；与张一道被唐玄宗弃之脑后的，是他在离任前的开元24年，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19年的公元736年，提出的惩处安禄山的建议。

人们常说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的转折点。但任何政治的转折点都不是像大地震那样突然到来的，尚未到来时多少会有迹象，不幸的只是人们对这些迹象一概没注意，或有所注意但又心存侥幸。但此时的张九龄却直言安禄山是个未来的反贼，提出应对他采取先发制人措施：“斯逆一惩，底宁万邦，天下幸甚，国家幸甚”。

可惜的是，对这条建议唐玄宗却拒绝知赏。因而有后人说，虽历史记载是把安禄山起兵的天宝14年（755年）定为安史之乱之始，但在开元24年（736年）张九龄罢相、李林甫专权时，大唐帝国的命运就已埋下了“理乱之所分”的伏笔。

当张九龄无比郁闷地告别长安时（四年后就去世了），唐玄宗大概觉得自己还挺有两下子的：盛世业已建成，忠臣又有何用？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盛世竟如同幻梦，忠臣离去之后，恶鬼必然来半夜敲门。直到20年后，唐玄宗才在去四川的逃亡路上又想起了张九龄。此时两都已陷，爱妃已死，老皇帝泪流满面，噬脐莫及。

(四)

人们常把红花和绿叶的关系比作美景与陪衬的关系，或一美与多美（主要的美和次要的美）的关系，但这些比喻都有不恰当之处。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，红花与绿叶也是互为依存的关系。

在高速发展的企业里，人们往往看到，它们的领导者，作为个人的确是杰出人物，甚至是类似古代英雄君主式的人物。更何况中国的流行文艺也在喋喋不休地表现那些古代的英雄君主，其感染力可想而知。但领导人不等于领导力。没有一个团队帮助领导人进行决策，甚至对他进行约束，再杰出的个人也会迷失方向，他（或她）领导下的企业也会丧失领导力。

领导者与高管团队的关系也是互为依存的关系。纽约心理分析家Kerry Sulkowicz（2004）曾发表论文专门讨论CEO与其“亲密咨询者”（intimate counselor）之间的关系，说明这一组关系对企业命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，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与“近臣”之间的关系时常决定国家命运那样。这也揭示了领导者不能单枪匹马发挥领导力的道理。

企业高管团队需要各种专业、各种经历的人，但一种人绝对不能没有，那就是“直道事君”的“忠臣”。忠诚与谄媚的界线是道德。但忠诚不仅仅是道德，而且是一种行动、一种参与、一种具有向心力的激情；在竞争性的环境中，它也往往发挥一种警觉的作用。同样的道理，谄媚也不仅仅是无道德或道德标准的沦丧，而且也是一种行动、一种介入、一种琐碎利益对战略方向的干扰；在竞争性的环境中，它往往起到一种麻痹的作用。

在现代企业里仍会见到李林甫、高力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那样的“曲道事君”者。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，或无目的，他们都在客观上混淆老板的视听，敷衍他的事业，护送他踏着飘飘然的步子走向深渊。

不仅中国企业有这样的情况。不久前英文《财富》杂志也有专栏文章，把CEO比作封闭在父母溺爱中的幼儿，并列举了他们与受溺爱幼儿的各项共性：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；他们说起话来都语无伦次，而溺爱者（公司团队）却毫不介意；他们的兴趣都频繁变幻，而溺爱者则只管一个劲地为他们更换玩具；他们的情绪都喜怒无常，而溺爱者也都会小心侍奉；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，而且他们的灵机一动还要经常打乱别人的饮食起居，等等（Stanley Bing，2005）。如果不是董事会及时对这些“成年幼儿”采取措施，他们总会有一天面临晚年唐玄宗所面临的问题。

贬官之后的张九龄因感到一生抱负不能实现，把更多的心血用在写诗上：

兰叶春葳蕤，桂花秋皎洁。

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

谁知林栖者，闻风坐相悦。

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

（感遇·其一）

这是唐代最早出现的带《离骚》风格的诗歌。往日的臣子，尽管内心如春兰秋桂，依旧纯洁、忠诚，却不再奢望当权者的信任了；他将像屈原一样在寂寞中离去。《离骚》的艺术极美。可是，当楚国不能起用它的作者，它就行将灭亡了；当大唐帝国的忠臣张九龄每每以屈原自况，它的统治也变得力不从心了。

作者/转载者: 殷荣辉